一個資產階級作家沒有隨家人撤離，而是滿懷喜悅要目睹革命後的古巴現狀。他流連於哈瓦那的街頭，沉思並觀望着這個國家的變化，然而他也不自覺地因爲自己的好色風流而陷入道德危機之中。